近年來，隨著“雙一流“建設的提出，我國高等教育的內涵式發(fā)展也進入新的階段，當各高校紛紛比拼教學和科研質量之時，教師群體的作用開始變得更加明顯，甚至出現了一些盲目挖人的現象。
提到高校的教師隊伍建設，人們往往會想起梅貽琦先生在1931年就職清華大學校長的演說中所說的那句話，“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然而，一直以來我們都在強調“大師”對于大學發(fā)展的重要性，對“大樓”的建設卻并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
從大學與大樓的互動關系來看，大樓不僅是大學教學、科研與生活的必要條件，而且作為大學中的“建筑”，其還有特殊的文化、教育和學術意義，只不過這種意義在一些大學得到了彰顯，但在另一些大學則受到忽視。
就文化意義而言，作為大學文化的重要構成，一所大學的大樓反映著這所大學的精神和氣質。如金陵女子大學(現南京師范大學隨園校區(qū))由美國建筑師墨菲與中國建筑師呂彥直設計，建筑物的造型均是中國傳統(tǒng)宮殿式建筑風格，紅磚碧瓦，歇山彩檐，被譽為“東方最美麗的校園”，生動地凸顯了大學作為文化機構和學術殿堂的高品位、高水準，同時也表達出理想建筑所應具備的“物質、精神、藝術三重內涵”。
就教育意義而言，大樓所構成的人文環(huán)境給置身其中的人們帶來審美陶冶、精神享受和情趣培養(yǎng)等多方面的積極影響。正如教育學者、廈門大學教授鄔大光在一篇文章中所說，“當你走進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早期建的那些學院，偌大的方院、高高的圍墻、新綠的草坪，就好像走進了世外桃源。從兩校的建筑中，你自然就會對西方為何把早期的大學比喻為‘象牙塔’有了切身的理解，使你身臨其境地感受到什么是實現‘閑逸的好奇’的場所”。
就學術意義而言，大樓的內部構造與格局直接影響著大學的教學、科研等活動。以麻省理工學院(MIT)經濟學家保羅·薩繆爾森和羅伯特·索洛為例，兩人在1952年搬進斯隆大廈后，占據了一個套間里的兩間辦公室，這種“地利”為他們的對話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兩人的友誼持續(xù)了60年，兩人之間的對話也持續(xù)了60年。
這種對話有力地促進了他們的學術研究和學術成長，正如索洛所言，“從某種程度上說，辦公室的位置和彼此的欣賞對我后來改變研究方向產生非常大的影響”。當MIT發(fā)現了這一“規(guī)律”之后，便開始有目的、有意識地通過大樓的內部設計來構建一個讓“創(chuàng)意更易于形成的環(huán)境和空間”。
隨著社會的發(fā)展，大學的硬件條件在逐步改善，對建筑與學術和人的發(fā)展互動關系的認識也在逐步深化。在這個背景下，很多世界一流大學對于大樓的關注點也逐漸從建筑的本體價值、文化價值向教育和學術價值過渡，思考如何通過建筑的內部設計促進學術發(fā)展和人的培養(yǎng)。
目前，MIT的一些建筑便體現出了這樣的設計理念：大衛(wèi)·科赫綜合癌癥研究所將生物學家和工程師置于同一個屋檐下，以便研究癌癥的科學家和尋找治療方法的研究者展開合作，而施塔特中心則力圖通過蜿蜒的通道、兩層樓高的休息室和其他形狀古怪的公用空間來創(chuàng)造合作氛圍。
對比之下，當前我國一些大學雖然建設了足以滿足教學、科研等各方面需求的大樓，但這些大樓從外表而言很難達到精致的程度。就內部設計而言，很多大學對大樓的認識還停留在最淺層的本體價值階段，遠沒有從促進師生交流、學者對話等高度對其進行營造。
對此，鄔大光曾指出，當前我國很多大學不但不知道怎么辦，而且不知道怎么建。一個突出表現就是，不少大學還是在拿蓋房子的邏輯在建大樓。有此邏輯，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國內大學的建筑看起來如此相似，為什么不少大學的大樓乍一看像工廠而非大學，為什么教師工作室緊緊相連，卻沒有一個可自然而然讓他們產生交集與對話的公共空間……
實際上，大樓的建設無論是其外形還是內部構造，背后都是大學的辦學理念。大學是探索、傳播和保存真理之所。與其他建筑相比，大學建筑在審美、結構、功能上要求更高，于實要具備建筑的基本功用，于虛則應融通大學的辦學理念。
以德國大學建筑為例，從柏林大學開始，現代大學不但承擔教學任務，同樣也具備科研職能，于是使教學、科研兩項職能通過建筑形式進行統(tǒng)一便成為了大學建筑設計者所追尋的目標。為此，20世紀60年代出現的一體化建筑模式，把之前組合模式中的主樓和支樓的功能通過一個綜合的整體樓加以體現，整體樓中心地帶是教學區(qū)，從而突出了教學作為大學最古老、最根本任務的地位，而科研實驗區(qū)則環(huán)繞教學區(qū)，形成支撐和輔助態(tài)勢。
反觀我國，很多大學管理者對于辦什么樣的大學、怎樣辦這樣的大學并不清楚，所以在功能設計上沒有充分考慮到教學和科研的切實需要，從而使大學的大樓更像一般建筑而非大學建筑。這提醒我們，如果要有一流的大樓，我國大學首先要有一流的辦學理念并將其與大學建筑相融合。
例如，作為我國著名的科學家和教育家，錢偉長校長在主政上海大學時，便秉持“理工結合、文理滲透”的辦學理念，主張拆除校內各部門、學科之間的“墻”。為此，錢偉長親自手繪了新校區(qū)設計圖，要求各學院的教學樓互相連通，而2000年基本建成的上海大學新校區(qū)也不再是一個學院單獨一幢教學樓，而是在各學院的教學樓之間都架起走廊。
總之，一所大學既要有一批大師，又要有外形與功能兼優(yōu)的大樓，兩者相得益彰，共同促進。為此，大學不僅應結合大學的本質、特性和職能給予“大師”足夠的重視，同時還應從如何促進學術發(fā)展和人的培養(yǎng)角度出發(fā)對“大樓”進行大學意義上的設計和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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