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臺上的陳潤生。受訪者供圖
課后，學生排隊找陳潤生簽名。王靜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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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潤生和夫人任再榮。受訪者供圖
■本報記者 李晨陽
陳潤生今年81歲，教了34年書，對課堂上的一幕印象最深。
當時他正在講哈佛大學的干細胞實驗：科學家教會兩只鸚鵡唱歌，把其中一只鸚鵡腦子里的中樞神經弄壞，它就不會唱了。再把另一只鸚鵡腦子里的干細胞取出來，處理之后，注射進第一只鸚鵡體內，這只鸚鵡再次唱起了歌。
這個實驗得出什么結論？學生們回答：干細胞可以用來修復受損細胞的功能。偏偏有個年輕人站出來問：陳老師，這只鸚鵡唱的歌，還和原來一樣嗎？
陳潤生給上萬人講過這堂課，就只遇到一個人這么問，空前絕后。
“這個問題有多好呢？”哪怕已經過去十多年，陳潤生談起這一幕時，還是眼睛亮晶晶的。
如果唱的是新歌，說明干細胞只是恢復了大腦的功能；如果唱的是原來的歌，就說明干細胞還能修復已經損壞的神經連接，甚至能重建記憶。
“這個問題關系到記憶和意識的本質，從科學上講，從哲學上講，都非常深刻，讓人震撼。”陳潤生說。
一個人欣賞什么樣的學生，就能看出是什么樣的老師。而陳潤生最看重的，是學生“思考的層次”。
壯觀的上課場景
在中國科學院大學（以下簡稱國科大），如果你想去聽陳潤生院士的《生物信息學》，需要提前做一點攻略。8:30開始的課，最好剛過6點就去占座。有人沒經驗，6:40去了，驚訝地發(fā)現(xiàn)前排已經坐滿了。
當然，前提是你能“搶”到這門課。當初線上選課，600個名額“秒空”。沒搶著課的學生太多，學校又連續(xù)增補了兩次名額，最終擴容到約900人。
國科大雁棲湖校區(qū)里，一般的“大課”多開在階梯教室，而《生物信息學》開在能容納上千人的學生禮堂——在一則校園新聞里，這一幕被描述為“壯觀的上課場景”。隨便問問在座的學生來自哪個專業(yè)，答案五花八門，覆蓋“數(shù)理化天地生”。
總建筑面積10741平方米的禮堂里，電影院般偌大的落地屏幕下，老爺子本就單薄的身板，被襯得愈發(fā)小巧。長而空闊的講臺上，一人，一桌，一椅，一筆記本電腦，一保溫杯而已。八旬老院士的洪亮嗓音，經由一支小小的麥克風，充盈整個空間，繞梁不絕。
“我第一次聽課的時候，坐得比較靠后，聲音卻清晰有力，我完全沒意識到講課的人已經這么高齡了。”已經畢業(yè)的學生饒丹對《中國科學報》說。
陳潤生是中國第一個開設《生物信息學》課程的人，在8年里，這門課都是全國獨一家。
第一堂課，他要告訴學生什么是“生物信息學”。
他的講法很獨特，是從自己一段瘋狂的“追星”經歷開始的。
1988年，陳潤生從德國漢堡大學留學歸國。他曾做過“洪堡學者”，有“量子生物學”這樣的前沿科研經歷，還發(fā)表過至今聽來也不過時的“人工智能與神經網絡”研究論文，只要沿著這些方向繼續(xù)做下去，順理成章的大好前程就在眼前。
但陳潤生心里始終橫著一個問題：未來的科學究竟要做什么？
20世紀90年代，世界迎來又一個科技大發(fā)展時期。繼“曼哈頓原子彈計劃”“阿波羅登月計劃”之后，人類自然科學史上的第三大計劃——“人類基因組計劃”蓄勢待發(fā)。憑借敏銳的科學嗅覺，陳潤生預感，這將是改變生命科學乃至人類命運的轉折點。他極度渴望成為這歷史洪流中的一員。
在陳潤生為這幅科研藍圖朝思暮想、欲癡欲狂時，國內相關領域幾乎是一片荒漠。“無人可說、無話可說，那種孤獨感逼迫著我，找一個窗口去釋放。”就這樣，他做了一件在當時看來近乎“瘋狂”的事——給詹姆斯·杜威·沃森寫信。
上過中學生物課的人一定聽說過沃森。他是DNA雙螺旋結構的發(fā)現(xiàn)者，是1962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yī)學獎獲得者，也是現(xiàn)代分子生物學的帶頭人。赫赫有名的人類基因組計劃，當時就由他主持。
在信里，陳潤生告訴沃森，自己是一名中國科研工作者，對人類基因組計劃非常感興趣，希望能做一點相關工作。
信寄出去了，內心的焦灼也就消除了大半。就像“追星族”那樣，陳潤生從沒想過能收到回信。
一個多月后，北京中關村傳達室收到一個厚厚的牛皮紙信封，美國寄來的。陳潤生接到通知時，第一反應是“找錯人了吧”。他幾經周折，終于拿到這封信，瞬間被“無法想象的開心”籠罩。
當時美國人類基因組計劃辦公廳的主任受沃森之托寫了這封回信。信中表達了對中國科學家關注的感謝，重申了人類基因組計劃對整個人類文明和科技事業(yè)發(fā)展的重要性。
隨信還寄來兩本材料，一本是人類基因組計劃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文本，另一本是美國國立衛(wèi)生研究院各研究所的介紹，邀請他選擇一到兩處出國訪問。
這些材料中大篇幅闡述了發(fā)展生物信息學的重要性，因為“人類基因組計劃中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如何破譯基因密碼”。
陳潤生如饑似渴地讀著，同時審視著自己的學術背景：生物物理學出身，有扎實的數(shù)理功底和良好的學科交叉基礎。他越想越覺得，“這不就是為我量身打造的研究方向嗎？”
每個聽過陳潤生《生物信息學》課程的學生，都對這段故事印象深刻。
“感覺很奇妙，就像打破了次元壁。”2020級國科大學生岳穎說。在陳老師的講述中，那些課本上出現(xiàn)過的名字和知識點，都活生生地撲面而來，令人目不暇接。
陳潤生的這種講課方式，不是隨便誰都能學的。當他講解一門學科時，其實是在講述這個學科如何誕生、如何在中國興起，又如何在無盡的未知和挑戰(zhàn)中曲折前行。而他本人，正是整個歷程的參與者和實踐者。
“要問咱們國家第一個做生物信息學的人是誰？絕對是我，不會有第二個人。”這就是陳潤生如此講課的底氣。
整個中科院“傾巢”而出，為培養(yǎng)年輕人作貢獻
陳潤生是全中國第一個做生物信息學研究的人。
而他的老師貝時璋先生，是全中國第一個做生物物理學研究的人。
1958年，貝時璋做了兩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創(chuàng)辦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以下簡稱生物物理所），創(chuàng)建中國科技大學生物物理系。
在中國科技大學剛剛成立的生物物理系里，陳潤生和同學們享受著近乎夢幻的教學陣容：貝時璋、華羅庚、錢臨照、嚴濟慈……王元、龔升等后來的大數(shù)學家，此時剛剛邁向而立之年，只能給他們做做輔導。
“當時我有一種強烈的感覺：整個中科院‘傾巢’而出，為培養(yǎng)我們年輕人而作貢獻。”陳潤生說。
當時生物物理學還是一門飽受爭議的學科，有些知名學者甚至斷言：“只有生理學，沒有生物物理學！”因此，在這個新生的生物物理系里，從老師到學生都是“開拓者”。
陳潤生記得，貝時璋先生在第一堂課上，向學生耐心解釋什么是生物物理學。他的寧波鄉(xiāng)音較重，很多人聽不懂。好在陳潤生祖上也是江浙人，基本聽明白了。
“貝先生說：生物物理學就是在生命活動中探索物理規(guī)律，用物理方法來研究生命現(xiàn)象——是一門大交叉的學科。”
性情和厚、言辭謙遜的貝時璋，做起事來卻雷厲風行、毫不含糊。為了培養(yǎng)出真正的學科交叉人才，他安排生物物理系學生們“物理課和物理系一起上，數(shù)學課和數(shù)學系一起上，化學課和化學系一起上”，老師都是各個學科頂尖的名家，絕不打半點折扣。
后來，他還邀請錢學森、彭桓武等物理學大家交流共事，推薦表現(xiàn)優(yōu)異的學生參與跨單位合作，陳潤生便是其中一員。
得天獨厚的學習工作經歷，讓陳潤生一生受用無窮。
“無論是做學問，還是做教育，總有些東西，只可意會不可言傳，那就是一個人升華凝練后的東西。就像賞鑒文物，要到一定境界，才能品出滋味兒。”
在眾多大師的引領下，陳潤生從未因課業(yè)繁重而憂慮，只覺得越學越輕松。
他親耳聽過華羅庚先生那句流傳甚廣的名言：“先把書讀厚，再把書讀薄。”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他在大學學到的知識多數(shù)早已遺忘，腦海里留下來的“薄”是各個學科的體系脈絡，是頂級學者的眼界思維，是那種為了學術理想“敢為天下先”的精神。
就像貝時璋先生認準了生物物理學那樣，陳潤生也認定了生物信息學。不管有多少阻礙和困難，他都逢山開路、遇水搭橋。
陳潤生剛回到生物物理所時，國內還沒有這方面的科研項目，他就一邊做其他項目的工作，一邊見縫插針地“搗鼓”遺傳密碼研究，還險些被項目負責人“掃地出門”。
好在生物物理所領導對陳潤生印象相當好，給對方吃了顆定心丸：“你放心吧，他是扎扎實實搞研究的人。”這才讓陳潤生有機會繼續(xù)做下去。
但這顯然不是長久之計。那幾年，陳潤生帶著自己的學生，一面埋頭苦干，一面遍尋機遇。1992年，吳旻、談家楨、強伯勤、陳竺等科學家開始推進中國人類基因組計劃。陳潤生派了一個最會跟人打交道的機靈學生，登門拜訪吳旻院士，誠懇地表達了加入這項計劃的愿望。
“我讓學生講清楚三點：第一，我收到過沃森教授的回信，對人類基因組計劃是有了解的；第二，我知道他們的團隊以醫(yī)學人才為主，我們是做生物信息學研究的，可以幫助處理大量數(shù)據(jù)；第三，我們只要帶著計算機和腦子就可以工作，我們不要錢。”陳潤生回憶道。
當時擔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生命科學部主任的吳旻院士，認真聽完了這個學生的講述，他們內部討論了一下，認為確實有必要納入這樣一支專業(yè)的序列分析和數(shù)據(jù)處理團隊。
中國科學家的工作在整個人類基因組計劃中占了1%。但更重要的是，這些工作帶動了中國在基因組學、生物信息學等領域的起飛。包括陳潤生在內，有太多人從這1%中開辟出越來越廣闊的科研天地。
不知算不算某種精神傳承，貝時璋先生在巨大的爭議和反對聲中開辟了中國的生物物理學之路；而他的學生陳潤生，也在不被身邊人理解的孤獨里，筑起一座名叫生物信息學的小島，一步步開墾出碩果累累的科研沃土。后來，他又在國內率先開啟了非編碼RNA研究，開辟出一片新的科學藍海。
一年又一年的《生物信息學》課上，千千萬萬學生聽著這些故事，聽出了各自心中的“哈姆雷特”。
有個學生在微博里寫道：“聽陳潤生院士講課，就會想要當個科學家。”
“教師”陳潤生和“導師”陳潤生
師者，傳道授業(yè)解惑也。
在研究生階段，“師者”們天然被賦予兩重含義：講臺之上的“教師”和課題組里的“導師”。前者重在傳授，后者重在栽培。師者陳潤生游走在這兩種場景間，沒有身份切換的障礙，只覺得相得益彰。
課堂上數(shù)百名學生，問各種各樣的問題，其中不乏“刁鉆”的角度，逼著他把自己做過的研究一遍又一遍“反芻”，思考得更加深入、透徹，對學術的理解更上一層樓，再返回來指導自己的研究生，也愈發(fā)游刃有余。
年輕人都“吃他這套”——“教師”陳潤生的學生說：“陳老師就像到我腦子里轉過一圈兒，我哪兒明白哪兒不明白，他都知道。”“導師”陳潤生的學生說：“做科研遇到低谷了，就去陳老師辦公室坐一坐，出來時又精神百倍，充滿信心。”
何厚勝同時做過這兩種學生，他說：“羨慕我的人可多了去了。”
他是2003年考到生物物理所的。同批考生里有1/3都報考了陳潤生的研究生，盡管此時陳老師還沒當選院士。何厚勝的筆試成績名列第一，但他本科讀的是物理系，一點生物學基礎都沒有。
陳潤生面試了一下他，知道“是個好學生”，便問：“你有沒有決心，在我這里碩博連讀5年，就做生物學實驗，不搞你的物理了？”
何厚勝有點意外，他知道生物物理學是交叉學科，還想著好好發(fā)揮一下物理學優(yōu)勢。但陳潤生接下來的話說服了他：“你的物理底子已經挺好了，但生物底子必須打牢靠。等你畢業(yè)后，就帶著在我這里5年學來的分子生物學和本科4年學到的物理學出去干吧，什么都能干得成！”
何厚勝動手能力強，擅長做實驗。但生物學實驗的操作并不復雜，難的是背后精妙幽微的機理。跟其他生物學出身的同門一比，他愈發(fā)不敢懈怠，“每一個概念都從頭學起，用一年半的時間學完了別人本科4年的知識”。
博士畢業(yè)時，他被陳潤生推薦到美國哈佛大學繼續(xù)深造。后來，陳潤生赴美訪問，哈佛教授指著何厚勝說：“陳，我告訴團隊里所有人，以后再招學生，就按照他這個標準。”
“我的學生在哈佛都是‘免檢’的，根本不用寫推薦信。因為我每推薦一個學生，就留下一個美好的印象，一直保持著這樣良好的信譽。”講到這些，陳潤生的笑眼里總會劃過一絲得意。
如今何厚勝已經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建立了獨立實驗室，做的是陳潤生曾經力推的非編碼RNA研究。漫漫科研長路上，他常常想起陳老師瞇起月牙形的眼睛，笑紋在臉上一圈圈漾開，“放心做吧，做壞了我也不會打你們屁股”。
盡管身在海外，但只要有機會回國，何厚勝總會來生物物理所的實驗室坐坐，“這是我在北京的另一個家”。
陳潤生說，他是真把學生當朋友。一個年輕人來了，他想的不是怎么讓他趕緊出成果，而是怎么讓他成長好，做自己最感興趣的事。
另一個學生跟他學了兩年，突然跑來說：“陳老師，我不想學這個了，我要去學法律。”雖然有些驚訝，但陳潤生沒有問他“為什么”，而是問：“你這是一時沖動，還是內心深處的選擇？”
學生回答，就是發(fā)自內心喜歡法律，為此可以不要唾手可得的碩士文憑。陳潤生完全支持他的決定，只提了一個建議，讓他在這里再讀一年，因為“一個自然科學的碩士學位，會是一筆寶貴的人生財富”。
如今，這位擁有生物學和法律雙重學位的學者，已經是知識產權法領域的知名專家了，連陳潤生遇上知識產權方面的問題也要去找他咨詢。
在生物物理所，陳潤生課題組的氣氛是出了名的寬松。做導師的，生怕學生們弦兒繃得太緊，還特意發(fā)明了一個名詞“脈沖式學習”——“沖”一會兒，歇一會兒。一張一弛，勞逸有度。
脈沖能釋放出巨大的能量。陳門師生同樣如此。
這個課題組在漫長的時間里，保持了高頻高質的產出。峰值出現(xiàn)在2006年，這一年他們“脈沖式”發(fā)表了21篇SCI論文，平均每半個月發(fā)一篇。
逆流而上的生命之河
亦師亦友，如父如兄——用這8個字形容學生們眼中的陳潤生，毫不為過。
當然，隨著年齡差的持續(xù)加大，現(xiàn)在的學生們更喜歡把他看作“給我們講道理的爺爺”。
然而，這樣一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老人，早年卻從未享受過來自父親的庇蔭。
“我剛出生，父親就離開家了。也可能我還沒出生他就走了。這么多年，我也不知道到底見沒見過他。”
陳潤生出生在1941年的天津，當時的津門老城，正飽受日軍的鐵蹄踐踏。陳潤生的父親剛剛20歲出頭，是南開大學的學生，他沒來得及好好道別，就和幾個同齡人結伴，冒著極大的危險突破日軍占領區(qū)，從此再沒有回來。
家人最后能確認的是，他離開天津后曾到達西安，也就是當時的國統(tǒng)區(qū)。再之后，他去了哪里、經歷了什么，沒有人知道。
因為家庭的原因，陳潤生的青年時代總縈繞著一絲揮之不去的孤獨。
“班里多的是高干家庭子弟，我在他們中間，總覺得自己不那么‘根正苗紅’。”
“就好像背著一個無形的包袱，而身邊人都沒有，即便大家不說什么，我總是不敢融入進去。”
在這充滿逼仄感的孤獨中，他只剩下一個最純粹的念頭：要更加努力，要表現(xiàn)得比別人更好。
最終，他成了大學班級里走出的“唯二”的兩位院士之一。
陳潤生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后，對父親的找尋仍未停止。前半生里讀過的那些史料，找到的那些線索，讓他越來越傾向于父親當年應該是從西安一路南下，加入中國遠征軍，直抵緬甸、印度等地。史書中對中國遠征軍的記載分外慘烈，30萬將士血戰(zhàn)沙場，只有寥寥數(shù)萬人得以生還。
此時的陳潤生，已經是工作極度繁忙的學術帶頭人了，不可能把太多時間留給自己的執(zhí)念。于是他想到一個絕妙的辦法，告訴各類院士活動的舉辦方，如果去云南騰沖的話，請一定喊他參加。
騰沖有一座國殤墓園，巨大的青灰色石頭墻上，鐫刻著10萬遠征軍將士的名字，還有十幾萬人，連名字都沒有留下。每次去騰沖，陳潤生總要抽出一點時間，一行行地用目光巡讀那些文字，可總是一無所獲。
直到2016年，他再訪國殤墓園，遇到了一名講解員。他向講解員求助，對方告訴他，10萬名遠征軍戰(zhàn)士的名字已經錄入計算機系統(tǒng)。把名字輸進去，點擊搜索，顯示該名字位于第25區(qū)的第幾塊墓碑上。
陳潤生趕緊跑去一找，70余年來夢寐以求的三個字，終于在這一刻，清楚分明地涌入眼簾：陳文仲。
“所以，就是一個年輕人，懷抱著很純粹的抗日救國理想，加入遠征軍，去到很遠很遠的地方，然后不知道犧牲在哪里。”
“就是這樣，很單純的一件事，對吧？”
他仿佛問著眼前的人，也仿佛是在與過去的自己說話。
陳潤生再次去騰沖時，同行的院士朋友們已經知道他父親的故事。大家特意組織了一個活動，在刻有他父親名字的石碑下放上鮮花，然后舉行了一個簡短的儀式。
此時陳潤生已經年近八旬，回望那個年少時孤獨彷徨的自己，恍如一夢。
“其實我的孤獨啊，壓力啊，早就在做事情的過程中慢慢消解掉了。”
“我多愁善感的時間很少，特別到了后來，就是內心很開闊地不斷追求一些新的東西。”
有人說，人生是一條逐漸走向孤獨的旅途?？申悵櫳坪跏悄嫫涞蓝兄麖墓陋毜男∠锬媪鞫?，直到把生命的河道拓寬、拓寬，不斷地容納更多的人、更鮮活的理想，和更豐沛的情感。
在陳潤生的課堂間隙，總會有學生排著隊找他簽名，大家炫耀般地把這稱為“大型追星現(xiàn)場”。年輕的面孔如潮水般涌來，然后久久不肯退散。
聽過他課的學生、課題組里的同事、與他相濡以沫的家人……頭發(fā)漸漸花白的陳潤生，總是被這些人簇擁著，在充實的生活里爽朗地笑著。
當他暫時放下總也做不完的工作，抖落院士、博導、名師等大大小小的光環(huán)，回到和老伴兒兩個人的小家里，他又成了一個普普通通的小老頭兒。在這個家里，他們夫妻二人曾經共同養(yǎng)大兩個孩子，沒靠過老人，也沒請過保姆，“一晚上洗的尿布就能搭滿整間屋子”。
他喜歡讀偵探小說，但對作家的“邏輯”非常挑剔，因為他總是一邊讀，一邊分析接下來的劇情如何發(fā)展。不過他的預測往往不準，猜錯了，便付之一笑，“說明人家的造詣比我高”。
每個星期，他會抽空下廚，給家人整幾個拿手菜。每年的年夜飯，大廚也是他。紅燒肉、燜大蝦、燒茄子……“這些菜我做得好吃”——就像從不吝惜贊揚學生一樣，他也從不吝惜表揚自己。
不光讀書要“先讀厚、再讀薄”，陳潤生自己的人生也似乎“先過厚、再過薄”了。獲得過無數(shù)榮譽獎項，培養(yǎng)出眾多優(yōu)秀人才后，他給自己取的微信名字卻叫“微不足道”。
他會多年如一日，在清晨準時趕到公交站或校車站，坐一兩個小時的車去學校講課；也會在大中午天正熱的時候，早早來做核酸，只因為這個時候排隊的人少，不會耽誤工作。
如果你在街頭偶遇他，可能會覺得這只是一個平平常常的老爺子，只不過精神格外好，眼睛格外亮，暖暖內含光。
《中國科學報》 (2022-09-29 第4版 風范)標簽：
